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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具体纠纷的解决，还是权力分工制约的需要，都要求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非正常上访、群体性事件频仍，扰乱社会正常秩序。[7]许小年认为，我们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了银行、财政、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

"[3]3.官吏腐败：在拜金主义影响下，充斥在不少官吏头脑中的是弄权思想，他们的人生观遵循着：追逐权力→玩弄权力→挥霍权力的"弄权三步曲"。[8]到现在，如果还用经济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著名经济学家米勒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而且是一切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影响重大的如：四川成都市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江西宜黄县"9·10"拆迁自焚事件等。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已包围了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

[10]对于缺少道德没有良知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无情打击，这样的人也将会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无处藏身。它直接导致了在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较量、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较量、私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较量中总是前者胜出。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唐慧案 。

在唐慧案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律师，基于公权力对抗者绝对无错信念在网上无条件支持唐慧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向公检法等公权力机构施压，恨不得让唐慧直接做她自己案件的法官，准许她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杀哪个被告就按她的意思判死刑立即执行。我们看到，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谁敢对唐慧的种种离谱行为有一点点非议，马上就招致劈头盖脑的痛骂，诅骂语言不堪入耳入目。基本的事实表明，整个案子唐慧虽谈不上完胜，但法治却实实在在接近完败。但是，这次反思唐慧案处理过程中法治近乎完败之原因时，我特别深切地感到，在自媒体已成为新闻龙头的当今中国，民众尤其是网民中有多少人能够选择和坚守法治的立场，对公权力组织是否选择和站稳法治立场，有时会形成举足重轻的影响。

我们无权要求唐慧那么高尚、仁爱，但我们有理由以法治的名义冷对她诸如要求判7被告死刑或一定要逼法院核准两名被告死刑之类的不人道要求。法治原则不仅要求我们不把自己放到受害人或加害人亲属的位置发言，还要求我们以法律为基准评价控辩双方的言行。

会不会有更多人要学唐慧的榜样，用以死相拼的上访方式与各级各类公权力组织打交道？难说。所有理性的公民，不评说某案则已，若要评说某案，都应该站在法律的立场持平看待案件各方的行为，没有理由把其中任何一方想象为自己的亲人或仇敌。这个案子有两个基础性的客观事实：1.被告周军辉，19岁时与一个看起来与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女孩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发生了性关系，被告的主要过错是没看过乐乐户口本，不知道对方小于14周岁，甚或也不知道法律上有这么一个年龄界限。被告周军辉的行为虽应以强奸罪论处，但谈不上情节特别恶劣。

法治的要求是对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都依法保护。希望我国官民双方都从唐慧案的多年倒腾中吸取教训，从此遇事坚定地选择和站稳法治立场。网上经常有人针对不认同唐慧行为的网民提出质疑：乐乐如果是您的女儿，难道您会这样说？这是反映非法治思维的典型说法。所以，我们只要还承认国家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就应该放弃公权力对抗者绝对无错的信念，得承认有时候应该支持公权力机构。

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对德国夫妇和两个子女全家4口人在南京一起被犯罪分子杀害，破案后审判此案时，从德国来的被害人父母特别请求中国司法当局不要判任何一个被告死刑。当然，对于唐慧雇请的律师无条件地支持唐慧，人们应该多给予一些谅解。

我注意到，唐慧已经表示，只要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结果没满足她的愿望，她还要上访。要说同情心和人性，难道周军辉不也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不也是他父母刚刚成年的儿子？唐慧的支持者们一定要杀他，他们应凭良心说，周军辉的罪恶到底有多深重？那些在唐慧后面拼命鼓捣的案外群体应该好好想想，你们那样做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符合人权保障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吗？其他几个被告的情况我就不说了。

选择和站稳法治的立场，需要人群有公义心、爱心和人道情怀，这是法治的人文基础。但就他们自身而言，如果能够展现一些对自然公正的尊重，那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第二个基本事实是，唐慧的女儿乐乐在那个宾馆卖淫3个月，绝对不可能是强迫的结果。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这些人士往往公式化地认定，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有正当性的一方权利无限，向相对方提出无论多苛刻的要求也表示理解、支持，至少不反对。由于发育较早等可能的原因，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看起来像她曾自称的15岁那样，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造成唐慧案处理过程法治濒临完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往往持有的第二大信念叫做正当者通吃或受害者通吃，这条信念适用于他们评判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她许多行为从法律上看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应该继续纵容他。

作为宪法学教研人员，我一直习惯于呼吁公权力组织选择和站稳法治的立场，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篇文章，对于促使舆论界激发法治精神，理性反思唐慧案迄今为止的情况，非常必要而及时。

我不知道在形成这个判决的过程中法外机构是否起作用、起过什么作用，但我觉得若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两级法院几上几下，不至于做出如此离谱的终审判决。我国比例不小的高学历公民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奉行两大信念：第一大信念叫做公权力对抗者绝对无错，他们确信在官方与公民间发生冲突时，过错一定在官方，公民个人不会有错，因而在官民冲突中他们总是不假思索，选择无条件站在公民个人一边

会不会有更多人要学唐慧的榜样，用以死相拼的上访方式与各级各类公权力组织打交道？难说。这个案子有两个基础性的客观事实：1.被告周军辉，19岁时与一个看起来与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女孩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发生了性关系，被告的主要过错是没看过乐乐户口本，不知道对方小于14周岁，甚或也不知道法律上有这么一个年龄界限。而且，她许多行为从法律上看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不应该继续纵容他。公权力对抗者绝对无错信念看起来很绅士很高雅，但实际上是一种严重背离法治精神的信念，应用这种信念做行为评判准则，极有可能从反面损害个人正当的权利与自由。

被告周军辉的行为虽应以强奸罪论处，但谈不上情节特别恶劣。这两篇文章，对于促使舆论界激发法治精神，理性反思唐慧案迄今为止的情况，非常必要而及时。

正当者通吃或受害者通吃的反法治性质也很明显。这是当今所有法治国家都承认的政府普世价值。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持这种态度尚可理解，大批知识分子甚至法律人也持这种态度，实在是不应该。《再调查》在劳教行政复议案唐慧胜诉后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作者显然倾向于认为这个案子是唐慧赢了，法治输了。

所有理性的公民，不评说某案则已，若要评说某案，都应该站在法律的立场持平看待案件各方的行为，没有理由把其中任何一方想象为自己的亲人或仇敌。正在我为一面倒的舆论中非理性、非法治因素担忧的时候，《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廖隆章先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我为什么质疑唐慧，继而《南方周末》发表了包含更多真相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这些人士往往公式化地认定，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有正当性的一方权利无限，向相对方提出无论多苛刻的要求也表示理解、支持，至少不反对。这么一个没有可靠证据能证明其后果特别严重的刑事案子，判2人死刑，4人无期徒刑，他们还嫌不够，竟有不少人在网上要求将7个人渣都判死刑。

他们往往持有的第二大信念叫做正当者通吃或受害者通吃，这条信念适用于他们评判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在相当一个时期中，谁敢对唐慧的种种离谱行为有一点点非议，马上就招致劈头盖脑的痛骂，诅骂语言不堪入耳入目。

唐慧案中法治接近完败，还表现为它强化了民众的信访不信法意识，进一步削弱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在唐慧案中，一些显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网民，由于奉行受害者通吃的反法治信念，在帮唐慧及其女儿伸张正义的同时，却对7名被告的合法权利完全不予顾及，到了冷酷残忍甚至嗜血的地步。

我注意到，唐慧已经表示，只要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结果没满足她的愿望，她还要上访。所有披露出来且无人能有根据否认的情况都表明，乐乐在那里有人身自由，她完全可以在3个月中的任何一天离开那个宾馆回家。